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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败的筒子楼,蜗居着旧时代的天之骄子

2019-04-21 10:09:20 来源: 网易看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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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贡市民老黄仍然记得,1971年跟父母搬进“万岁大楼”那天,17岁的他左手拎着大瓷盆,右手抱着花铺盖,意气风发地走在市中心体育场路,远远就看见了那栋筒子楼顶上“毛主席万岁”五个大字。一切都让他相信,美好的新生活就在眼前。


如今,“筒子楼”所背负的脏乱差污名已经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。但在上世纪70年代,许多青年都曾带着“时代天之骄子般的骄傲”,在日记里记下搬入筒子楼的那天。


破败的筒子楼,蜗居着旧时代的天之骄子

北京上世纪的筒子楼宿舍。Rene Burri/摄


筒子楼作为计划经济的标配,早已成为了几代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共同回忆。


在一间间标准化的小屋里,人们因共同贫穷而感觉并不贫穷,并在热气腾腾的集体生活里,结婚、生子、老去。而筒子楼也市场浪潮下,迎来了自己的垂暮之年。


骄傲者的“蜗居”


“那时候哪有钱买房?肯定是等单位分啊!”家住广州的78岁陈老伯,回想起上世纪末分房的事情感慨万千。


新中国成立后,许多单位兴建筒子楼解决职工住宿问题。这些楼参照了苏联的“赫鲁晓夫楼”,模样都是相似的,和大学宿舍无异——一条长长的、灯光昏暗的走廊,串起许多10平米左右的单间,每层楼有公共水房和厕所。因为走廊两端通风,像个大筒子,俗称“筒子楼”。


对于当时的年轻人,“买房”和“房贷”简直如同天方夜谭,住筒子楼才是一生中必须经历的阶段。


破败的筒子楼,蜗居着旧时代的天之骄子 1995年,制衣公司为外来的打工妹安排了整洁的筒子楼宿舍,使她们“乐不思蜀”。王瑶/摄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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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早的时候,一人分到筒子楼,全家光荣。住惯了平房的大伙觉得楼房很是洋气:“好家伙,平房变成了楼房,谁不愿意?”


90年代以前,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两个多平方米。相当于一家五口人只能挤在十多平米的空间。设计过筒子楼的老建筑师吴藻无奈道:“当时的居住水平仅仅解决的是‘有’‘无’住房的问题。”


70年代到80年代,单位盖筒子楼成风,几乎一模一样的楼房被批量上线,很快覆盖了全国城市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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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3年,上海楼房排成排,像是被“复制粘贴”而来。Stuart Franklin/摄


济南孙先生对《生活日报》讲的一则往事很能说明问题。他有一位长相比较“困难”的同学,个子矮,还斜眼。上学的时候大家都看不起人家。


可80年代初,这位同学“接家人的班”在铁路谋了差事,一上班就在天桥附近的筒子楼分了单人宿舍,没过两年,就把班花娶回了家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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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年代末,青岛宁化路79号“筒子楼”内,邻里相处和睦。王锡纯/摄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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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6年以后,大批被下放到农村的教师返回学校,许多学生宿舍变成了家属楼。那时起高校变成了筒子楼的集中地,当年的青年教师几乎都在筒子楼留下过摸爬滚打的回忆。


单身职工往往两人分一间。如果两位同屋都在热恋,通常会商量出一个互惠互利的守则,每周有几小时把空间让给对方,容纳无处安放的荷尔蒙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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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间房里合住两个青年,显得十分杂乱


吉林大学教授高文新回忆,他住的四层筒子楼在解放大路,每层64个房间,每个房间11平米,全楼挤进了200多户教职工。


“2米宽的走廊两侧摆满了各家的煤油炉和炊具,人们走过时要侧身,一不小心,沾得满身油污。200多台煤油炉一年四季的熏烤,墙上挂满了油灰网,空气中弥漫着煤油的气味。孩子送到幼儿园,老师一闻,就知道这是‘解放大路’的孩子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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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2年,河南洛阳,筒子楼公用厨房里抱着孩子做饭的妇女。萧律/视觉中国


只有一个屋子,孩子不睡就沒法看书。拖家带口的“青教”只能嘴里嚼着饭,就提着包往阅览室和实验室跑。等孩子睡熟,再回来伏在小桌上备课。


所以人民大学教师李世银决定推迟了要孩子:“我的孩子没在这儿出生,是搬了家以后生的,因为当时我就感觉到这儿环境不太好,对孩子不利,所以就只好晚要孩子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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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样一个“熟人社会”,同一个单位的同事都到水房里面洗脸、洗衣服、洗菜,免不了开起“八卦茶话会”。


一位住户回忆自己的一次泄密经历:“我在水房时,一位单位职工的女家属问我,大哥,最近单位发奖金了吗?我想都没想就顺口回答:发了,大约多少钱云云。谁曾想,晚上那位女家属的男职工就找到了我,面露紧张的难色,小声说:大哥,您是不是告诉我老婆发奖金了。我说:对啊!他说:求您以后千万别告诉她,我这点私房钱,抽烟的钱被她搜走了,惨啊!我立即后悔万分,不经意的一句话让这位老弟没有了自主权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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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4-21,上海市杨浦区,近60年历史的老筒子楼里,一名赤膊上身的男子正摆弄洗衣机。任跃—/摄


这只是信息大会的冰山一隅,同一屋檐下,没有什么隐私是捂得住的。


在筒子楼住了18个年头的蔡先生对此感触颇深,“谁家来了什么客人,谁家新买的压力锅出了什么毛病;谁的夫妻常吵架,谁家男人怕老婆;谁家丈夫有外遇,谁家媳妇是二婚;谁家的哥哥是大沿帽(警察),谁家的弟弟是方向盘(汽车司机);谁家的儿子不是他妈亲生的,谁家来京户口靠的是走后门”,都成为“共享信息”的一环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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筒子楼里的水房都是公用的,大人们在洗衣服,小孩子则在一旁玩水。萧律/摄


虽然都裹着烟火气,但由于单位性质不同,筒子楼的氛围也有微妙的差别。学者扎堆的筒子楼凭借其“扫地僧”一样的气质,养活了今天市面上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。


在孔庆东笔下,筒子楼在北大中文系教授生活中是个魔术背景:“温儒敏的煤气罐,钱理群的破铝锅,陈平原的跨栏背心,曹文轩的搪瓷饭盆,陈列在筒子楼的走廊里,那就是充满仙气的宝贝,倘若荟萃在公寓楼的阳台上,那就是一堆破烂儿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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筒子楼一户家中看电视的小孩。萧律/视觉中国


而在哈尔滨松花江街,省文化局、省电影厂居住的职工家属楼算最文艺的场所。因为每天晚上都有演出。地下室俱乐部不大的舞台上有一个小圆鼓,居民上台演了一场场京韵大鼓、二人转、东北民歌。


而在走廊的尽头,电影厂的人会挂上银幕放电影。孩子们负责把门,外院的小孩儿想进来看,还需要付“门票”,往往是几颗花生,几颗糖,或者一个橘子,都是凭票证供应的珍贵礼物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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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2年,河南洛阳,筒子楼里居住的孩子们。萧律/视觉中国


借个葱姜蒜,帮忙照看个孩子都是经常的。每个孩子都吃过“百家饭”,每个孩子都担任过“送饭大使”。


有些楼里甚至发展出颇具人文关怀的“创意服务”。


比如赵女士记得,童年所住筒子楼尽头的房间住着两位老太太,是同楼某个职工的母亲和丈母娘。老太太爱抽烟,可女儿不给买,孩子们就到附近的火车站捡烟头,扒出烟丝给姥姥吸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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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4-21,杭州,张阿姨在公共洗手池边洗菜,准备一家人的晚饭。ZJOL/视觉中国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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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在你学琴过程中我做的让你觉得最感动的一件事是什么?”

“有一天早晨,你为了让我多练一分钟琴,把在筒子楼里的公共厕所门口,以节省我上厕所等待的时间。”


这是郎朗父子之间的一次问答。


除了在记忆中被不断美化的人情味儿,公共空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。尴尬而具体的生活对每个住户都一视同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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郎朗在筒子楼里投入地练琴。韩晓刚/视觉中国


那时候,郎爸正带着郎朗租住在北京一处筒子楼,10平米左右的房间塞下钢琴就只剩下床,三家人共用一个卫生间。


有时夜里有老鼠,郎爸睡也睡不好,总担心老鼠啃坏儿子的手指和琴谱。隔音条件很差,郎朗每天凌晨5点开始练琴扰了民,于是有愤怒的邻居听见琴声往门板上砸了一玻璃瓶消毒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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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4-21,郑州,筒子楼的公共水房里,每家一个水龙头、一个水表。为防止别人盗用属于自家的自来水,一排自来水龙头都被上了锁。周一/视觉中国


此外,在公共卫生间洗澡被偷看,自家做饭妨碍别人点火,抢着排队上厕所,门口的杂物碍了事,一切都可能成为不满情绪的导火索。


赵先生是剑桥大学毕业生,已经当上省财政厅长,仍和妻子住在筒子楼,由于共用的烟道和邻居闹过几次不愉快。他只能常常无奈叮嘱保姆:“做完饭别忘了盖炉盖,省得人家做饭不好烧。”并把“盖炉盖”三个大字贴到炉子上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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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,河南洛阳,一位住户走进下水道堵塞污水溢出的共用水房。萧律/视觉中国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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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4-21,五道口中国地质大学院内,筒子楼坏掉的女厕所。风蓝/摄


不过,除了种种鸡毛蒜皮的琐事,真正值得人们焦虑的还是排队分房的时机。如果在升迁角斗中胜出,或者拖着一家老小博得领导的同情,就可以赢得更大的住房指标。


但即使落败,人们相信也可以等那么一天,小李在筒子楼熬成了老李,然后顺理成章地凭借资历优势,在单位新房里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。


“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”


在一个高速变迁的社会,没什么能让人骄傲太久。随着市场化时代来临,筒子楼也进入了它的风烛残年。


1996年,当孔庆东博士毕业留校工作,那时的筒子楼已经是个贬义词,是知识分子待遇低下的象征。据他分析,“从80年代的本科开始,多数的优秀毕业生就不愿意留校,其中住房长期不能如意,是关键问题之一。”


1998年,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多次开会表示:“决不让筒子楼带入21世纪!”同年,国务院决定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,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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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2年,深圳的自行车企业宿舍。那时企业仍有义务为职工提供食宿。Ian Berry/摄


于是,全国各单位纷纷开起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车。


直接后果是,催生了一批“赶鸭子上架”式的婚姻。因为在分房排队的鄙视链上,已婚永远优于单身,拿到结婚证就等于拿到新房的准入证。


“末班车”亲历者王先生感慨,那段时间,同事们的办公桌上经常放着吃不完的喜糖,糖太多,以至于大家都弄不清到底是谁的喜糖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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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,昆明纺织厂的废弃筒子楼,新房房门上还贴着“囍”字。这栋楼已卖给地产开发商,即将拆除,只剩下满地垃圾和近半个世纪的生活印记。墙上写着“验”字,表明已经验证通过可以拆迁。任东/摄


当时流行的笑话是这么说的,某单位要进行最后一次福利分房,分配方案规定:如是已婚,则有三分加分,而一年工龄才算一分。


某单身青年算来算去就差那么一分,结果憋出大招,在杂志刊出征婚广告:“某男,年轻有为,爱好广泛,有住房,为解决个人人生大事,现征求一有意者共同生活,年龄不限!相貌不限!性格不限!男女不限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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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2000年以后,筒子楼几乎成了不合时宜的低端代表,“走出筒子楼”变成了很多打工仔的奋斗目标。


2006年,听说崔健还住在改造过的筒子楼,新京报记者甚至专门探访,写了篇《崔健财务调查——走红20年为何仍住“筒子楼”?》。有人佩服老崔一生节俭,也有人真心发问,“崔健真的很穷么?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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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4-21,北京,中国地质大学院内,筒子楼洗漱间,房顶已经开始掉墙皮。风蓝/摄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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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地质大学筒子楼,楼道中昏黄的灯光照射出厚重的灰尘。风蓝/摄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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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4-21晚,武汉,筒子楼住户在家里搭起塑料棚洗澡。过去这里的居民家中没有洗澡间,冬天只好在房内搭棚洗澡,坚持到现在的人不多了。


2014年,杭州孙师傅当年分到的“高端”筒子楼已经变成危房。


想当年,孙师傅参加完对越反击战,雄心勃勃地回国担任文职工作。1984年,单位给他一家分了20多平米的房子。“当时,这个楼还算很高级的,我们一家三口住进来时很满足,”孙师傅说。


可是30年过去,儿子都成家了,孙师傅一家4口还是住在小小的20多平里,再过几个月,这个家庭又马上要再添一位新成员。可房屋沉降、变形的楼道窗户、经常爆掉的水管,被堵塞的公共卫生间、房间裂痕、墙体剥落、钢筋裸露,都成了令人每天心惊胆战的存在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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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4-21,杭州,孙师傅所住的老楼过道不止外表破损,已经出现变形。ZJOL/视觉中国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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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,成都四川制药厂职工宿舍,有50多年历史的3层红砖筒子楼突然起火。由于整栋老楼房是砖木结构,铺的是木地板,过道堆满了杂物,熊熊大火很快席卷了整栋楼房。


湖北仙桃居民老李也住在有30年历史的筒子楼里,这样的楼在仙桃几乎绝迹了。


女婿胡小建一个月前刚失业,现在正忙着找工作。他和妻子两人一个月的收入不到2000元,不仅要供4岁的女儿上幼儿园,还要照顾高位截瘫的父亲,和半聋半哑的母亲。


他常给自己打气:“只要乐观坚强,一定能走出筒子楼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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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4-21,湖北仙桃,看着乖女儿认真写作业,胡小建说:“再苦也值得。”这排筒子楼里共居住了24户人,每间房子仅有22个平方,他们每家都拿到了国家一年600元的廉租房补贴,胡小建说:“最大的心愿就是一家老小能搬进单元楼。”den/视觉中国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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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,西安,一栋破旧的筒子楼成了毒品交易据点。注射完毒品的刘嫂有些“上头”,昏沉地靠在沙发上。华商报王乐/视觉中国


同样盼望搬走的还有武汉的任先生。他带着新婚妻子,跟老父亲同住在武汉火车站旁的一栋筒子楼。


由于12平方米的婚房漏雨严重,大雨时,小夫妻只能去老父亲18平米的屋子蹭住。老人坚持让小两口睡床,而自己打地铺。


任先生收集了许多新楼盘的广告,甚至抱着一楼盘广告进入梦乡,伴他入睡的还有4个接雨水的桶和盆。他盼望,有一天,城市开发的轰隆机器,能早点开到“红楼”这块寂寥之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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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5月12日,武汉,任先生夫妻横躺在婚床上,埋身在各大楼盘的广告单中。由于漏水,床上摆满了接雨水的桶和盆。朱熙勇/视觉中国


筒子楼“藏污纳垢”的名声甚至传到了国外。


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,莫斯科警察查封了19座“中国楼”。这些楼多是筒子楼结构,有的是废弃的兵营,有的是高校淘汰的学生宿舍,最多能挤下数千名中国“淘金者”。他们多是东北或江浙地区的农民或下岗工人,经常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小屋,一心一意把各种“中国制造”输出到莫斯科。


莫斯科市长强调,永久关闭这些公寓是出于卫生防疫考虑。也有中国记者探访了其中一栋“新莫大”筒子楼,发现在被查封10天后,楼道里依然散发着臭味。


破败的筒子楼,蜗居着旧时代的天之骄子

俄罗斯人对筒子楼其实并不陌生,这在当地被称为“赫鲁晓夫楼”。图为2019-04-21,俄南部克麦罗沃市“赫鲁晓夫楼”里,母亲在公共厕所给孩子洗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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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,北京筒子楼普查结果显示,全市还有882栋筒子楼,涉及居民28234人。除了极少数作为历史遗迹保留,其余进行拆除或翻建。


大规模拆迁开始了。一部分在筒子楼度过整个青年时期的老住户,盼着某天听到与拆迁有关的消息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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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列为北京市第一重大火灾隐患的“福绥境大楼”也是筒子楼设计,建于1958年,位于妙应寺白塔西北侧,原名叫“共产主义大楼”。邹宪/摄


位于北京市黄金地段的“福绥境大楼”早在2005年就开始腾退人口。


这座曾经的“共产主义大楼”如今已经空空荡荡,甚至成了北京市闻名的“鬼楼”。每到周末,就有好奇的学生到楼里去“探险”。


一位建筑师也探访过这里。离开之后,他在一篇手记中写道:“当这一切消失,他们最不容易调适的,将不是房价、房租、平米数,甚至不是地理位置,而是在大家一样贫穷也就等于一样富有的年代里才能享受的优越感,将一去不复返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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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4-21,郑州市爆破拆除建筑物。沙浪/视觉中国


老邻居、新青年和北漂者的家园


2016年,武昌火车站一路之隔的地方,仍矗立着一栋有苏联建筑风格的三层红色楼房,居民们习惯叫它“红楼”。60岁的“高龄”使它与周围有些格格不入。


71岁的魏学文婆婆一家四代都在这里生活。儿子是公交司机,在“红楼”出生,在“红楼”娶媳妇。每个周末,一家人在“红楼”团聚,楼道里就热闹起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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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楼的走廊里,李佐辉与往常一样和邻居们在娱乐聊天。因各自的家都很小,公共走廊竟成了他们唯一的活动场所。朱熙勇/视觉中国


当年,“红楼”是这一代最美的楼房。魏婆婆亲眼见证,周围的旧房一个个拆了,一栋栋新楼房拔地而起。而“红楼”却从新楼变成了旧楼、破楼、漏水的楼。


独居在“红楼”的刘大爷身体不好,一次栽倒在厨房,一次蹲在厕所起不来,都是邻居发现后,合力把他抬下楼送往医院救治。社区居委会多次劝刘爹爹住进养老院,他却不肯,说舍不得家,舍不得隔壁左右熟门熟路。


虽然楼道被油烟熏得黝黑,但住户们脸上总是挂着笑容,邻里间十分和气,谁家有事邻居们都乐意搭把手。


破败的筒子楼,蜗居着旧时代的天之骄子

78岁的刘大爷在家中看电视。过去这间18平方的房子住着妻儿老小,如今他独居在此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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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三楼的楼梯间公共厕所前,住户李先生吼了一嗓子。他是原武汉机床附件厂老住户的老职工,在这里已住了几十年了。朱熙勇/视觉中国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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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3月11日,武汉“红楼”,一名住户在房顶用自带的架子晒被子。朱熙勇/视觉中国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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筒子楼的衰落只是计划经济消亡的一个必然注脚。然而,当曾经的筒子楼住户在大城市的格子间流转,以往的空间模式和邻里秩序,依然能勾起许多人集体性的怀旧情绪。


那是仍在筒子楼居住的居民引以为傲的社区气氛,76岁的安化楼老住户陈大爷自信满满地说:“现在住在这的人没有想搬走的。”


如简·雅各布在《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》中对现代城市住宅的批评,“社区邻里问题是西方许多大城市最关键和最为严峻的问题”。


在美国、日本、中国,随着人们对温情人际关系的需求,像美剧“老友记”那样的共享居住方式逐渐成为一个生意。一些建筑师为了社群氛围营造,又在公寓楼修起了长长的走廊和给人们提供交谈契机的公共空间,试图用国际青旅一样的友爱氛围,吸引城市新青年的光顾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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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4-21,筒子楼的居民合影留念。当日,成都市中心城区武侯区1号院即将改造。刘忠俊/摄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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筒子楼老了,筒子楼里的住户也老了。但只要住房还是稀缺品,老楼里就会有新鲜血液涌来。


2009年,毕业生小王揣着老爹给的一千块钱来到北京,成为了一名“光荣”的北漂。


她在燕郊筒子楼找了间10平米的房子,一个月只要350,而且采光很好。她为此觉得幸运。


在光线照进小屋的傍晚,她想象着CBD高端洋气的大厦,和手拿咖啡的精致白领,模模糊糊地觉得,自己在那个未来之中也会有一席之地。


破败的筒子楼,蜗居着旧时代的天之骄子

山东省济南,建于30年代的侵华日军细菌部队原驻地已经变成筒子楼。这座楼从70年代开始变成山东省物资集团的职工宿舍。如今,老楼门前还挂着“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”的标志牌,但三层建筑共60间房屋已经全部对外出租。68岁的荣伟成老人是楼上居住时间最长的住户,他从1995年搬到此处居住,全家5口人挤在两间房中。也有不少外来打工者在这里租房居住,一个月的租金大约是三、四百块钱,相比住宅小区的房子便宜一半。温陆/视觉中国


胡令丰 本文来源:网易看客 作者:看客 责任编辑:胡令丰_NN45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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